这两天，我在《财新》看到一篇报道，非常感慨：新加坡弹丸之地，真是外卖小哥权益保护的高地！
本周，新加坡通过了一项方案，叫《平台人员法案》，通过的机构是新加坡国会，代表国家意志的。法案的核心精神，在于给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等平台经济劳动者提供法律保障。
比如，法案要求，从2025年1月1日起，平台运营商必须为劳动者提供一系列关键劳动保障措施，包括工商赔偿和增加公积金缴纳份额。法案规定30岁以下的劳工，都须加入公积金计划，平台营运商也须为平台人员缴纳公积金。
总之，外卖小哥这一弱势群体，终于有国家来替他们撑腰了。此举也获得了企业的支持，Deliveroo、Foodpanda和Grab在内的行业协会表态，将与政府和保险公司合作，确保法案顺利实施。
这些年，新加坡和中国一样，平台经济兴起，目前，新加坡有7万名平台人员，占本地劳动力3%。
接受采访时，新加坡人力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的一段话，让我印象深刻，他说：“当我们说‘珍惜每一名工友’时，我们认可的是每个劳动者的价值和尊严，平台劳动者也是社会的一部分，他们的权益必须得到公平对待。”
当我们以新加坡作为镜鉴，就会发现，中国的数字平台对灵活务工者的权益保护，存在巨大的短板。
以美团为例。
目前，美团在全国有大约750万的骑手。正是得益于这批没日没夜、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骑手，美团今年上半年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上半年，美团实现营收1555.27亿元，同比增长22.9%；经调整后净利润211亿元，同比增长60.4%。作为核心的本地商业板块，尤其抢眼，仅二季度，美团核心本地商业收入同比增长18.5%至607亿元；营业利润152.34亿元，同比增长36.8%。
平台大赚，但底层骑手并没有跟着喝汤。不仅承受着平台年年增加的抽成剥削，最基础的福利和权益，也没有同步跟上。
750万名骑手，既困在算法系统里，又游走在法律保护的“争议地带”。
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，企业需强制性地给员工缴纳社保。但是，美团等外卖平台采用劳务外包雇佣外卖骑手，双方为劳务关系，因此不适用于《劳动合同法》，而是适用《合同法》。因此，外卖平台就此规避了为骑手缴纳社保的企业责任。
所以，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，拉长到12个小时以上，或许才能赚够本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“社保钱”。也正因平台不对骑手的基本权益负责，所以，当55岁的外卖“单王”，凌晨1点猝死在杭州街头的新闻发生时，外卖平台是沉默的，法律也无法向其问责。
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乔庆梅就曾批评，业务外包模式，刚好规避了外卖员和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，这也让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社保缴费责任不够明确。但不能说双方没有固定的劳动关系就不保障，平台和外包公司从外卖员的劳动中获取了利益，应当为他们的保障承担责任。
在意大利、英国等欧洲国家，Uber司机就被认定为和平台存在劳动关系；在国内，外卖小哥、网约车司机要受到平台的管理和制约，平台从他们的收入中抽成，因此，平台企业不为灵活就业人群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不合理。
新加坡政府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对法案点评说：“我们共同制定了一个有利于工人和企业的方案，既确保了公平待遇，也保留了灵活性。这是我们在不断更新和加强社会契约方面迈出的又一重要一步。”
而对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，我们国家也是有承诺的。二十届三中全会的《决定》全文中，就指出：要“健全灵活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。”在落实方面，美团等数字平台，显然责无旁贷，而且需要作出表率。
曾经有专家为平台辩护，比如众合云科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庚鑫，他说：“如果把社保缴纳责任或社保补贴责任全部转嫁给平台，平台也将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，目前来看并不现实。”
但这样的辩护，在事实面前其实是很无力的。上半年美团净利润超200亿，完全可以分出一块蛋糕跟外卖小哥们分享。
业绩亏损的时候，美团欠外卖小哥的“社保债”，可以缓一缓，减一减。如今企业利润大增，国内政府有对底层劳动者社保的庄严承诺，国外有新加坡政府和平台企业的合力示范，那么，这个时候，美团应该正视拖欠750万外卖小哥的“社保债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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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今日头条青云计划、百家号百+计划获得者，2019百度数码年度作者、百家号科技领域最具人气作者、2019搜狗科技文化作者、2021百家号季度影响力创作者，曾荣获2013搜狐最佳行业媒体人、2015中国新媒体创业大赛北京赛季军、 2015年度光芒体验大奖、2015中国新媒体创业大赛总决赛季军、2018百度动态年度实力红人等诸多大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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